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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息 创新不止——访大庆华凯石油化工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智泉

来源:新京报

刘智泉个人风采照

刘智泉,大庆华凯石油化工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个拥有超凡创新精神的发明家与管理者,一个通过勤奋自学成为国之栋梁的杰出典型。他几十年积极投身于工程设计行业,职业生涯中所拥有的专利技术多达50多项,是发明领域的领跑者,是企业家中的技术精英。

刘智泉的专利技术涉及各个领域,包括石油化工领域、建筑领域、船舶制造领域、航空领域等。他所拥有的石油化工管式加热炉技术已经在全国各大炼油厂广泛应用,收效显著。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发明了抗震专用房屋,并申请了专利。2017年,他申请的关于机场工程设计的专有技术,可以使飞机泊位提高200%的利用率,填补了目前世界该区域的空白,可广泛推广于国内外各大机场。

刘智泉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令人感佩和振奋,而他刻苦奋斗、自励自强的故事令人动容落泪。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大背景下,让我们走近刘智泉,聆听他跨越一甲子的人生传奇。

待业青年,打拼成“劳模”

刘智泉,1955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市东官镇的一个农民家庭,母亲早逝,善良本分的父亲用辛勤的双手支撑起这个家,也用勤劳、淳朴的品质影响着孩子们。

当时农村生活非常苦,家里孩子还挺多共七口人,刘智泉回忆,一家几个劳动力干一年,年底分粮食、分柴火(玉米秆),分完后算账,可能还欠生产队的钱,因为一个工分只合几分钱,有些家庭吃了上顿没下顿。

刘智泉家那地方还好点,因为人少地多,就这有时候也吃不上饭。有一年,每人每天只分三两粮食,再磨成面去去损耗,吃到肚里的还不到三两。

刘智泉说:“老家东官镇有个供销社,吃供应粮的人都去那里买粮食买油。粮食有白面,有大米,每人每年得到的豆油数量比我们全家一年得到的豆油还多。我很羡慕。”

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国家推行计划经济。在生产资料匮乏的形势下,国家对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物资实行“定量供给”,粮食供给为其主要内容之一,主要措施为按人口规定粮食指标,实施“城乡二元制”,即城市和农村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城市和农村成为封闭性单位,广大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

因经济条件不好,刘智泉10岁那年才背上书包上学。然而,第二年,他就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回响在城市和农村的每一寸土地,狂热的人们脑中只有伟人崇拜、阶级斗争,“智育第一、造反有理”的口号甚嚣尘上。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十年浩劫对社会各行各业都是严重的摧残,教育领域更成了一片狼藉的“重灾区”。

刘智泉勉强上到初中毕业,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不免有些自暴自弃,认为学得再多,还是得回去种地。于是他辍学回了家。田间耕作的时候偶尔抬头,用沾满泥土的手擦一擦汗,望着广袤的黑土地,少年刘智泉内心迷惘:难道我注定就这样过一辈子吗?

转机很快来临。1972年,在大庆石化总厂工作的姐夫帮忙下,刘智泉户口从双城迁到了大庆,从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工业学大庆”是上世纪60年代党中央对全国工业战线提出的号召,此后,大庆成为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从农村来到举国瞩目的油城大庆,刘智泉也吃上供应粮,并且有了参加工作、当上工人的可能。他很高兴、很满足,觉得自己无比幸运。

第二年3月,刘智泉作为一名工人子弟和待业青年,开始参加大庆石化总厂组织的杂务劳动。那时厂里很多人包括相当级别的干部,配偶都是家属,还有一些是从农村来的。刘智泉跟他们一样干活挣工分,折成钱票,一个月能挣三四十元。第一个月工资到手的时候,刘智泉激动得一颗心几乎要跳出来,对他来说,这是一笔不可想象的高收入啊!

农村出身的孩子能吃苦,再加上受家庭教育影响,刘智泉表现积极,任劳任怨。他在厂里干很多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平整场地,烧砖,清理沥青废料,打水井等等。

特别是清理储油罐。不带任何防毒面具,要钻进巨大的罐内,忍着刺鼻的汽油柴油味儿,把罐底的渣滓污垢、沥青等沉淀物清理出来。干这些活儿,刘智泉从没叫过苦。他的师傅、队长乃至厂里的书记,都很喜欢这个机灵能干、血气方刚、从不服输的小伙子。

这一年,刘智泉的父亲去世。18岁的他心里明白,今后一切都要靠自己了。

1973年冬天,上级向石化总厂打井队下达了打水井的任务。打井要爬到铁架子上拆卸钻杠。东北的冬天气温零下几十度,寒风呼啸,像刀子一样打在脸上,高高的架子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冻得硬梆梆的冰,没人敢上。每当这个时候,不用队长、书记下命令,刘智泉多数都是主动接受任务。苦孩子出身的他认为只有表现好才会得到重视,才会有被重用的机会,将来也会有出人头地的可能!他浑身热血沸腾,二话不说,冒着酷寒和危险勇敢地爬上去,完成了任务。

刘智泉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1974底,刘智泉凭借自己出类拔萃的表现,被评为石化总厂千名待业青年里的“劳模”。

“我属于待业青年里的代表。上千个待业青年分到两个‘劳模’名额,我是其中之一,很光荣。当时在石化工厂俱乐部开表彰大会,我和厂里的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一起站到台上,披红戴花。国家乒乓球队也来了,像梁戈亮啊、葛新爱啊,这些世界冠军就在台上为我们表演,真是大开眼界!那时我才19岁,这份荣耀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刘智泉自豪地回忆。

刘智泉做梦都想进国营企业当一名正式工人,但他当不上,首先,大庆招工有名额限制;其次,只有父母都是正式职工的,子女才有当工人的可能,而“子弟”当不了(比如哥哥姐姐是工人)。

刘智泉属于“子弟”,自然被划到工人指标范围之外。看着身边的一些伙伴到哪个厂哪个车间当工人去了,他非常羡慕。梦想破灭后,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是上学,第二是到“大集体”去当工人。

“大集体”即集体企业,待遇跟国营的差好几倍。刘智泉寻思,集体企业工作很脏很累,待遇也低,不去。

命运驱使他走了第一条路。

求学的日子,饥饿是主题

1975年,刘智泉靠苦干实干拼来的劳模硬指标,不经考试,被石化总厂推荐上了吉林市吉林化工学校,成为一名工农兵中专学员。

工农兵中专学员,特指在文革期间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群体。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决定先在以上两校进行试点。1972年春,北大、清华招生试点经验在全国高校大面积推广。

1975年10月,刘智泉到学校报到。黑龙江省去了60名学员,大庆占了三个名额,两男一女。刘智泉被分到75级303班。

踏进校园后,自豪和喜悦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刘智泉发现他面临着两个大问题,时不时让他陷入恐慌。

首先,他上学时没学什么东西,基础很差,尤其是数理化,几乎一窍不通。他又极爱面子,课堂上听不懂,也不愿向别人请教。日子久了,他干脆放弃了数理化和微积分。上课时看着在听,其实早就开小差了;晚自习时别人学习,他和几个同学悄悄溜出去打篮球。

其次,他没有了工资,也没有人资助他上学的费用。国家每月补贴学生13.5元钱和30斤粮票,这就是他全部的生活费。这13.5元他分成两部分:5元钱作为日常开支买牙膏、肥皂等日用品,支付交通费用,人情支出也包含在内——偶尔跟同学出去玩,他爱面子,“不能老让人花钱”。

剩下8.5元是伙食费。20岁的年纪,正是能吃的时候,这点钱刘智泉买不起副食,只能买主食,早中晚三顿饭,基本都是吃半饱。他精打细算,恨不能一分钱掰成八瓣花;每天一睁眼,抚着饥肠辘辘的肚子,就要算好今天要吃多少,千万不能多吃,否则就要断顿儿!

这种情况下,他哪还有精力和心思去学习?

于是有段日子,人们经常看到一个满脸疙瘩、目光茫然的小伙子往学校医务室跑——学校体检,检查出刘智泉严重缺乏营养,每天要往他血管里推葡萄糖。

多亏同学、室友李洪喜经常资助,刘智泉才度过那段难捱的日子。对同窗的雪中送炭,他铭刻在心,感激至今。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势迅猛。邓小平为扭转文革以来混乱局面的努力被全盘否定,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

刘智泉他们不上课了,直接到工厂参加劳动,勤工俭学。 厂里在学校钱票补贴和粮票补助的基础上,再给这批学生发放部分补助。刘智泉一不再挨饿,二不用学习了,高兴。

刘智泉说:“到工厂之后,我的自信回来了。因为我在厂里干过,有实践经验,很多方面比同学强。我悟性好,设备操作维修什么的一看就会,学习好的都没我表现好,也没我会来事儿。那段日子过得很舒心。”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新上台,知识分子又受到了重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刘智泉从吉林化工学校毕业了。1977年8月,他作为一名技术干部被分到大庆。

刘智泉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摩拳擦掌,准备在油田的广阔天地大干一场。没成想,组织安排他去输气管理处胜利村压气站,做了一名见习技术员。既来之,则安之。他跟师傅学习画图、研究设备,设备零件坏了,他要画出图纸,拿到加工厂加工;压缩机拆卸下来后,零件要维修更换,他写报表报上去申请换新,并指挥工人怎么拆怎么装,怎么校油。一个多月,他就适应了新工作。

然而,命运好像一直在跟刘智泉玩捉迷藏。

“突然一个调令,让我去大庆石化总厂设计院,就是我姐夫所在的单位,地理位置在大庆龙凤区。龙凤当时偏僻破旧,没什么楼房,但有饭店、商铺,有炼油厂。就这样,我回到了梦寐以求的龙凤。”刘智泉笑言。

刘智泉在座谈交流会上发表讲话

发愤自学与“撞南墙”辩证法

刘智泉开始从事设计工作。他犯了大难:在设计院遇到的问题,比在学校遇到的问题难处理得多!

“日常工作中,一些老大学生、老设计人员讨论的技术问题、使用的术语,我都听不懂。我们工农兵中专生上两年,他们工农兵大学生上三年,多学很多东西。分配到设计院的十几个人,只有两个中专生,我是其中一个,而中专学历是设计院最低的。因此,自信心严重受打击。”刘智泉回忆。

刘智泉至今还保留着他进设计院后完成的第一张图纸,每每看到它,就能警醒他不忘初心,激励他奋发向上。

有一次,设计院来了一批设备,要求画出设备图纸,计算各种技术参数。给刘智泉的是最简单的计量罐。刘智泉硬着头皮上阵,又是画又是测量,忙得满头大汗。勉强画出了图纸,但因为他的数学基础差,弄混了计量单位,算错了计量罐的容积。结果,这件事在一段时间内成了设计院的笑话。

仿佛入学的一幕重演,在设计院这个“大班级”中,他又成了垫底的!

性格要强的刘智泉感到无地自容。他心里窝火,却又不得不接受现实。迷茫、痛苦向他袭来,他变得沉默寡言,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在这个环境工作。

他给挚友李洪喜写信,讲他在设计院几个月来的经历,讲他的迷茫和痛苦。李洪喜回信劝他:绝对不能离开设计院。设计院是个大熔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强迫自己学习。以后知识肯定要吃香的,将来只能靠自己的真本事吃饭!

“一言惊醒梦中人。看了他的回信之后,我下定决心,勇敢面对人生。从那天开始,我刻苦学习基础知识和技术理论。白天工作以及看专业书,晚间补习小学中学的课程,我怕别人知道了笑话,就晚上学,困得受不了才去休息;早上三四点就起床学习。

“日复一日,我从1978年五六月份开始学习,到1983年,五年时间自学了从小学到高中、大学的全部课程。

“中间我参加了一个数理化学习班,学高等数学、物理、化学。我缺的就是这三科,学起来很费劲,但每天的作业我都坚持做完,半年时间学完了大学的基础课程。然后,就像突然打开了一扇大门,视野开阔了,脑子开窍了,思路打通了。这对我未来的设计工作乃至后来事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知识基础。”……

谈起这段往事,刘智泉非常激动。

无论在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刘智泉首先去翻书,从书中找答案。他到书店买很多书,去设计院的大资料室借很多书。为了借书方便,他跟资料室管理员关系处得非常好,他一去,管理员就帮他找书。只要跟他的问题沾点边的,他都借回去,他的两个三开门大书柜里,装得满满的都是书。

他会根据每本书的侧重点和不同的论述,对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然后综合几本书的观点、角度来分析思考,最后得出自己的答案。

“我只要想弄懂某个问题,就会把所有关联的事情搞清楚,把边缘背景知识搞清楚。问题弄透了,我就会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再思考、再创造,有时候甚至可能否定这本书,否定某个设计规范。

“通过自学,我养成了动脑筋的习惯,书中有的从来不问别人。过去是学习小学初中的课程我不好意思问别人,后来变成了我想钻研想弄懂的问题,没人能给我答案!我必须自己去找答案。

“所以,我通过自学积累的经验,总结出一套工作方法,一套独特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锻炼出来了。”

刘智泉激动地说:“我这个人性格倔,认准一条路,就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所以很多人说,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反问他,南墙为什么就不能撞呢?我为什么要撞南墙呢?有时候你看着是墙,但它是纸糊的,轻轻一脚就踹开了,踹倒了!近在咫尺,我为什么一定要绕很远才过这道墙呢?”

“只有撞了南墙之后才能做出判断,是直接推倒还是必须绕过去。这就是我工作的思路,我搞发明创新的辩证法。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我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设计加热炉:机遇和挑战

就在这时,一项选择摆在他面前。

1979年冬天,上面来了任务,要设计院设计一个 醋酸锰焚烧炉。刘智泉勇敢地承担下这项工作。

这是刘智泉从事工艺炉设计的第一个项目,对他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领域呢?国家基本没有工艺炉专业,大学里最接近的就是热工,但没有讲管式加热炉;只有搞炼油工艺的有那么一个章节,叫管式加热炉设计,内容只有五六页。但在炼油厂,管式加热炉被大量采用,需要大量设计。

“搞技术设备的都不愿画工艺炉这个东西,因为难度很大。那时候吃大锅饭,每天干多干少一个样,大家都没有上进心,完成工作拿到工资就行。

“但对我来讲不行,我必须想方设法走在别人前面。我当时想,这个项目没人干吗?我来干!”

立下军令状后,刘智泉遇到一堆棘手的问题。

醋酸锰焚烧炉里要砌耐火砖。用什么样的砖,高铝砖还是普通黏土砖?膨胀系数多少,砖缝留多少?结构怎么设计,拱层怎么设计?……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刘智泉又开始翻书,查资料、找答案。一堆书挨着看,废寝忘食地看。他办公桌上经常是一摞摞书,几十本。他先看简单的,最后剩下三四本全是讲工艺炉的,他从头到尾细看,揣摩,思考,连买菜和唠嗑的时间都省下来。

几个月后,刘智泉搞定了这台加热炉。

这次成功,大大提高了刘智泉对管式加热炉的兴趣,为之后在工艺炉设计方向的发展起了个好头。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既然我从事这个工作,我就要超过那些大学生、老设计员。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对他们说,你们搞的静设备我懂,虽然没你们精;但我搞工艺炉,你们很多地方就弄不明白了!”

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和敏感的自尊心,促使刘智泉努力拼搏、奋斗,不断取得成功,他在设计院的地位也不断提升。

刘智泉和外国友人共餐

“给专家们留些面子”

从那以后,刘智泉进入工艺炉设计这一行,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始了他的事业。技术设计落后、有弊端,他一一克服,并且提出很多新发明。

1981年,刘智泉去兰州化工部五院学习,学了一个月。 讲的全是国外较为先进的工艺炉基础理论,怎么设计,怎么计算。那时没有计算机,全靠手算。一个月后,老师带学员们做题,计算空气在管道中加热到550℃后的有关数据。30多年过去了,刘智泉依然把这些数据记得清清楚楚。

“好像是上天故意这么安排的,回去没多长时间,我们工艺炉组拿到一个项目,就是关于空气在管道里加热的计算。那时都是由搞工艺的其他组计算,我们这个组没能力搞计算,他们算好了,再让我们根据工艺条件画图。

“这个项目跟我学的例题差不多。我把课堂上的相关数据代进去一算,发现问题了。管道出口温度550℃,壁温肯定要高于这个温度,才能把空气加热到550℃。碳钢只能承受450℃高温,不锈钢才能承载550℃。”

“他们提的条件有问题,管子用的也多。于是,我把碳钢改成不锈钢材质,不改会烧坏。改良后,我的一根管就相当于之前的两根碳钢管,一下子把炉子的体积降下去了。

“我把计算书的结果拿给工艺人员看,我说,你这个计算有问题。他们一看,说哎呀,小刘你算的对!

“后来他们按我的计算结果提条件,施工后,给国家省了几十万。”

刘智泉向他们组的组长和室主任汇报这件事,从头到尾原原本本讲了一遍,非常自豪。当时他们工艺炉组12个人, 他学历最低,年龄最小。大家都说,这个小刘挺爱学习挺上进的!

三两年时间,他成了工艺炉组的大腕。

刘智泉更加用心去钻研加热炉。为了获得内心的成就感,他可以不要奖金,不涨工资。

进入80年代,设计院开始给设计人员发奖金。刘智泉愿意免费给工艺炉做计算,靠这个方法来提高自己对工艺炉设计的深度学习。

“那段日子,我过得很充实。平时打打球,回到家里看一些资料。只有会工艺计算、懂工艺设计,才有资本去搞发明创造。

“之前很多大学生,当着我的面说中专生怎么怎么不行,我也不吱声;他们看到我会改口说,小刘和他们不一样。后来只要我在场,他们就不敢再提这样的话题。我一个中专生,照样能行,比他们强!我靠自己的真本事让大家承认我,并且心服口服!”

通过艰苦的自学,别人说的话,刘智泉能听明白了,甚至感觉可以自如地跟专家讨论很多问题了。

“我向专家请教问题,他在杂志上发表过论文。我去找他之前,要把他发表的文章反复研读,全弄清楚了,然后总结几点,跟专家探讨。有时我提出的问题,他也回答不上来。

“他反问我,你是怎么考虑的呢?然后,我单方面的请教就变成了双方平等的讨论。有时候经过讨论,问题居然就解决了,双方都受益。有时候,我和专家就成好朋友了,他觉得我提的问题好,有深度,他会说,大庆设计院这个小伙子不错啊,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我的进步就非常快。”

刘智泉恢复了自信。这时他想:应该从事什么样的专业,更有助于自己将来的发展?

之前他搞压力容器等静设备,与高塔、换热器、储罐等打交道。工艺提完条件,算好各种基本数据,他们按照书本里的结构和人家提的条件,把设计图画出来。

静设备是指主要作用部件是静止的或者只有很少运动的机械,如各种容器、塔器等。与之相对应的是动设备,指主要作用部件为运动状态的机械。

静设备在设计专业里是比较简单的。刘智泉想,他不能从事这个方向,这样的工作难度小,将来没什么发展。再说,别人在这方面都很熟练了,他很难再超越。

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刘智泉在工艺炉设计上渐渐地名声在外了。每年工艺炉领域召开技术讨论会、成果鉴定会,被邀请的名单中都有刘智泉。到了会场,他和专家平等交流。“一开始我只听,后来我陈述我的观点和理由,慢慢主导了话题,他们不能解释的问题我都可以解释。有些技术方面的问题,我还得给专家们留些面子。他们对我刮目相看,纷纷说:大庆设计院的小刘有水平,不简单!”

攻克全密封加热炉并推向市场

1986年,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各设计院人员对工业系统的加热炉进行普查统计,采集加热炉热效率等各方面指标。次年,邀请业内专家权威在北京召开普查报告会,刘智泉也在邀请之列。他在会上见到了很多以前没见过的专家,专家们都五六十岁,他三十多岁。

报告显示,1986-1987年上半年的热效率数据,比日本1982年的数据都要差5-6个百分点,因为炉子密封不行。

会议总结了22个攻关课题,其中一个课题是加热炉密封设计。刘智泉看准这个项目,主动要求承揽全密封加热炉工艺设计。

他看了很多国外的资料,怎么密封,怎么调节,怎么控制。在国外技术的基础上,1989年,他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实际的全密封管道加热炉设计理念和方案,写成科研报告,独立完成了这个课题。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他把全密封加热炉工艺设计理论 实践应用到一个焦化加热炉上,经测试,热效率达到91.63%,赶上了日本的技术水平!

1990年中石化在北京召开先进表彰大会,刘智泉凭这个设计,获得了科技进步三等奖。此外,全系统评选出优秀青年知识分子标兵104个,前十名被授予“十佳优秀青年知识分子”称号,刘智泉是其中之一。大庆石化总厂五个自学成才的,刘智泉更排在第一位。

他的全密封炉工艺设计理论被作为规范和样板,向全国管道加热炉行业和设计院推广。1991年,中石化准备把他当做自学成才的青年典型之一,去全国各地的炼油厂演讲、介绍经验,因为华东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演讲被取消。

到目前为止,很多企业的全密封炉热效率依然达不到他的设计水平。

他为全密封炉设计申请了四项专利。有了专利之后,他对加热炉的技术水平、应用,包括对它的边缘课题的钻研,到了更深的程度。

国内加热炉密封性都不好,刘智泉想,能不能走市场的路子,推广我的技术?

1993年4月,在时任大庆石化设计院院长张振亚的支持下,华能科技开发公司在大庆开发区成立,刘智泉任总经理。公司隶属设计院的二级单位技术服务中心,注册资金30万元,专搞加热炉的市场开发。

郁正达是刘智泉感恩的第二个人。当年办公司,必须将30万元注册资金打到银行账户验资。刘智泉东拆西借好不容易凑了10万,剩下的没着落,愁得不得了。郁正达得知后,毫不犹豫地为他提供了20万,这才有了华能科技。

刘智泉个人风采照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凭着设计院的支持和华能公司的执照,刘智泉在东北搞了很多全密封炉,原本泄漏严重的加热炉使用他的技术后,大大提高了热效率。公司盈利丰厚,同时为设计院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看到公司效益好,设计院很多人红眼了。刘智泉也想让这些人得到收益,但他们不满足,嫌少。

1994年初,由于工作需要,刘智泉花8万多元买了一辆俄罗斯的“莫斯科人”牌小汽车。当时个人购买小汽车还不多见,于是各种羡慕嫉妒恨来了,各种流言蜚语也传开了。

尤其是在老院长退休之后,一些人开始跟刘智泉过不去,给他穿小鞋,整他。

“我很困惑。从94年到95年,我一请假一出差,就有人告我。不让我搞设计,不让我搞项目。他们都忘了我以前是怎么带他们、帮他们的。”

“华能公司用不了了。我的车和手机都被折成钱卖掉,钱给大伙儿分了。”

无奈之下,刘智泉于1996年7月“净身出户”,离开了这个工作19年、令他又爱又恨的地方……

他带了两个人出来,一起创办了大庆开发区华凯科技开发公司。这两个人,一个是之前给他开车的,一个是帮他组织生产的。他们合作了三年,凭着刘智泉的技术,公司盈利可观。但刘智泉选择大伙均分收益,他的想法是宁可少拿钱,也要把事业做成。

尽管如此,三个人后来还是产生了分歧,因为理念不一样。刘智泉想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合伙人故步自封,不想把事业做大。“生意好做,伙计难搁”,只好分手。

1999年10月,刘智泉注册了大庆华凯石油化工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他占80%股份,他的女儿占20%股份。从此,他开始单枪匹马打天下。

大庆地理环境不好,大学毕业生工作一两年就走了, 公司发展受限。2004年,刘智泉来到大连成立了华凯分公司,与大连化工设计院合作,用他们的资质承接项目。

公司要想长足发展,必须有人才。每年到他那里排队应聘的人都很多,大都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生。

刘智泉看人的眼光特别准。历练多年,他一看面相就知道行不行,能不能搞设计。因为从他自身成长的经历来看,没有一定的天赋不能搞设计,学习好的人也不一定能搞。设计人员必须有创造性,有清醒的头脑,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不服输的精神。他就像相马的伯乐,聘了很多有设计天赋的人才,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公司骨干。

2006年公司开始挣钱,在机场附近买了办公楼;2009年之后公司业务蓬勃发展,最多时公司有230多人,经营很多项目。

“管式加热炉这方面,我的公司处于国内绝对领先地位。现在的管式加热炉技术,国内任何设计院都没法跟我比,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而且我远远地把他们甩在后面。凡是我去的地方,都会把项目给我做。”刘智泉自豪地说。

经过几年的打拼,华凯公司的业务在全国范围内开花,获得一致好评,其业务范围涵盖黑龙江、吉林、辽宁、上海、山东、河北、安徽、福建、广东、江西、广西、新疆和内蒙,由公司独立完成设计的典型工程包括:常减压装置、气体分馏装置、MTBE装置、原油稳定装置、轻烃歧化装置、延迟焦化装置、聚丙烯装置、空分空压装置、原油及成品油罐区、污水处理装置、油田地面建设以及长输管道工程等。

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成为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会员单位,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工程设计院协会成员单位及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民营设计企业分会副会长单位。

三项发明,堪称大手笔

在大连,从2007年到2012年,刘智泉在工艺炉上共申请了40多项专利,他独占30多项。加上其他方面,公司拥有四五十项专利。

闲不住的刘智泉还搞了其他发明,重要的有三项。

第一项是抗震专用房屋。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突如其来。刘智泉从媒体上了解到,当城市中的楼房晃动时,电梯不能运行,人们顺着楼梯往下跑已经来不及,跑到半道楼塌了,伤亡惨重。

刘智泉心情沉重。他想,能不能在屋里设计避难所呢?这样地震来临时,高楼上的人们就不用仓皇出逃了,可以待在避难所里,大大减少伤亡的几率。

他看了很多国内外这方面的资料,设计了一个方案。

“城市高层建筑中的每个家庭都有卫生间,卫生间可以设计成避难所。建楼时就根据每个地方地震能量释放的烈度设计卫生间的钢结构。用多大型号的钢,密度多少,怎么设计,我会给建筑师提供设计理念和一个样板。

“即使地震中楼房倾斜,卫生间的钢结构只会变形,不会被压扁,居民最多受伤,没有生命危险。楼房倒塌之后,可用吊车把钢结构从废墟中一个个吊出来,然后对里面的人施救。

“我与很多地方的领导谈过这个专利,他们都说这个设计好。我已经拿到这个抗震专用房屋的实用新型设计专利,发明专利可能明年拿到。”

第二项发明是轮船防倾覆系统。

2015年6月1日,“东方之星”客轮在从南京驶往重庆途中突遇罕见强对流天气,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沉没。船上共有454人,遇难442人。

“轮船为什么会翻呢?这艘船是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设计轮船时,船身的长和宽要遵循一定的比例。本来船的设计没毛病,但后来轮船改造,把客舱加长了11米。这样船的迎风面增大了很多,船身宽度却没增加;当狂风吹来,船的侧面受力增大,于是船身倾斜、进水,翻了。”

看到报道之后,刘智泉马上开始了解轮船的结构和设计知识,然后设计了一艘“不会翻的轮船”。

“我在轮船上设计了若干支腿,由液压驱动,一按电钮就可以伸缩,当轮船倾斜时可用来稳定船体。轮船造价很高,但支腿设计费用占的比例很低。这个我也申请专利了。那么,就给造船厂和管理部门多了一个选项,将来的客轮需不需要我这个专利,需不需要加这个支腿。”

第三个发明是机场工程设计的专有技术,可以使飞机泊位提高200%的利用率。

刘智泉经常乘飞机去外地。现在大多数机场航站楼采用登机桥的方式上下飞机,方便了乘客,提高了机场运行效率。但这仅限于近机位飞机。机场的飞机数量多而机位少,大部分飞机停留在远机位,这就要坐摆渡车过去。

大连机场是东北最大的机场,有30多个登机桥。飞机每5-10分钟起降一次,30多个登机桥根本满足不了要求。

刘智泉喜欢动脑筋解决问题,这成了他根深蒂固的习惯。他几年前就在想,怎么解决提高飞机泊位利用率的问题。今年春节他在家休息,突然灵感来了:

现在机场都是一层,要是把它变成两层的呢?停机坪、登机桥弄成两层,可增加一倍运力。

还有,坐飞机的机位、摆渡车,都在跑道、机场边缘,占了一定的面积。能不能建造地下候机室,和现在的候机厅连在一起,乘客可以从地下直接上飞机,不就解决登机难的问题了吗?

由此衍生出三个创意。

第一,地下候机室通过平步电梯和候机楼相连;

第二,把栈桥变成两层;

第三,停机时,可以靠一根动力杆的推力挪动飞机,然后借助停机坪的坡度运用重力作用使飞机往后移,使其前行进入跑到。

这样的话,机场就不再需要占地方的摆渡车和拖车,同时大大缩减了乘机下机流程。

刘智泉分析:“目前中国有500多个机场,今后10年内会发展到2000个。美国人口大约是我国的五分之一,而大大小小的机场有1.9万多个。所以,未来投资中国机场,商机无限大。前段时间有一个投资集团跟我谈,对我的机场设计非常感兴趣,不久就会来跟我谈入股的事。”

他兴奋地说:“三项发明我都申请了专利。专利拿到之后,我就会找设计院和投资商,或以技术入股的方式投资到某一个设计院,专门搞全世界的机场治理。我的发明肯定会得到用户的普遍赞同,而且有得天独厚的竞争力!”

除此之外,因为他的公司比邻机场,出于安全考虑,他还构想了带降落伞的飞机,设计了可使飞机在高空长距离滑行的安全装置;发明了可两面观赏的艺术托盘……

清华大学转型与创新研修班合影

为了梦想,永不停步

2015年,华凯公司与环保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美国锐拓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简称锐拓)合资组建了大连华锐康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华锐康)。锐拓将中国地区的专利技术使用权独家转让给华锐康,主要推广锐拓研发的包括硫磺回收排放技术在内的13项专利,华凯走向了国际市场。未来,刘智泉将把华凯及华锐康打造成为技术为先导的工程公司。

“我们公司能取得如今辉煌的成绩主要依靠以下几点来拓展业务,一、实用新型专利。二、引进国外的专利。三、技术输出。四、发明专利。如果能把美国的硫磺回收排放技术和我这三项发明专利推向市场,商机无限!”

2017年8月,刘智泉接受了央视《领航》栏目对他的采访,面对主持人路一鸣侃侃而谈,展现了一名自学成才的发明家和一位勇于创新的杰出企业家的风采。

如今,华凯集团下面拥有大庆、大连、华锐康三个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刘智泉每天的工作安排得满满的,忙碌而充实。但他依然不满足,他还有很多梦想要实现。

德高望重的他被推举为大连刘氏宗亲协会的会长。大连有47万名刘氏居民,他要把刘氏宗亲产业做起来,把大连打造成刘氏宗亲的东北总部!他打算注册两个实业公司,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用大连自贸区的地理位置和优惠政策做些实事。

他还要组建一个设计集团,由一流专家、学者和权威设计师组成,赠送股份,针对国家发展趋势一起搞研发。他的目标是,不管中央领导还是大企业集团,以后想上什么项目,就得找他这个设计集团来做!

“2002年我就开始考虑这个事。有些人觉得实现不了,我认为完全可以实现。也许是还没遇到想法一致、心灵契合的人,也许是时机未到。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这个事做起来,既给国家做贡献,也实现我更高的人生梦想。

“将来刘氏宗亲实业干成了,设计集团干成了,我的机场设计推向全世界了,到那时才可以说,我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

“我一生不服输,必须做一番事业来体现我的价值!”

……

生命不息,创新不止。

这就是刘智泉——出身于贫困农家,经历了十年动乱,成长于燃情岁月,看惯了世间冷暖,钟情于科技发明,奉献于创新时代。

他准备跨界转型,创办一所俱乐部形式的商学院。为此,他和一些企业家在市政府的带领下来到深圳,向国际知名企业如比亚迪、华为、腾讯、万科、华大等参观学习。参观后,他感慨万千,自己的企业与大型企业的差距很大。今后,他将不断创新,追求差异化,将在深圳参观学习中产生的新想法付诸于实践。

苏轼在《晁错论》里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刘智泉并无“超世之才”,但是,他通过后天的刻苦自学,变得相当有才;加上他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最终成为了“立大事者”。

他倔强,勤奋,自尊,知耻而后勇。他胸中有为国为民的大目标,为了实现梦想矢志不移!

刘智泉,不愧是一个响当当的东北好男儿!

……

假如,刘智泉当年没有机会进入城市,他的人生际遇又会怎样?

笔者认为,即使当年他留在了农村老家,或者被命运驱使到环境更恶劣的地方,接受更多的苦难,他都不会甘于平庸,也不会沦为平庸。个人的血性、本能、品质、潜力和家庭的影响,在这里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是金子,总会发光!

刘智泉的故事,可以感动很多人,激励很多人。笔者感动之余,想起一首警句:“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岁月易蹉跎,吾辈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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